华侨大学的创办和初期情况

华侨大学的创办和初期情况

作者：黄英湖

华侨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创办的一所专供海外侨生回国升学的特殊学校。笔者研究生毕业后，曾到该校工作了8年，比较熟悉学校的各种情况。在此期间，为了撰写校史，筹办校庆，我和校秘书长林蒲田同志受学校委派，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全国侨联原副主席庄明理、中国新闻社原社长张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原副司长卢振琪及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吴玉南等当年亲身参与筹办华侨大学的老同志，并且走访了一些建校初期曾在华大工作学习过的老师和同学，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华侨大学的创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侨务工作的重视和对归侨学生的深切关怀与爱护。

华侨大学是1959年开始酝酿筹办事宜，于1960年先行招生开学的。华大的创办，是与当时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华大地呈现出一派朝气蓬物、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大为提高，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使身处海外、饱受殖民统欺凌的广大侨胞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所以，从50年代开始，每年都有许多华侨青年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毅然告别父母和家庭，千里迢迢地投入祖国怀抱，随着回国升学的华侨青年日益增多，如何根据它们的特点，对他们进行 培养和教育，使他们成为对祖国和侨居地都有用的人才，就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从1952年开始，国家先后在北京、厦门和广州等地专门创办了7所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并在广东和福建等地开办了华侨中学和华侨技术学校等各类学校，以及各种补习班、学习班，供归国侨生升学。1958年，还在广州复办了暨南大学，专门招收海外侨生。但是，当时的暨大并不隶属中侨委领导，不能按中侨委的方案培养学生；而且，由于归国侨生的人数众多，暨大也满足不了他们升学的需要，因此，几经考虑，中侨委决定自己创办一所大学，专供华侨学生回国深造。

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于剧烈的意识形态论争，关系己濒临破裂。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大多随之陷入困瑰。而与此同时，作为战后冷战世界政治 格局中的另一方、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仍顽固坚持对中国的敌对政策，对我不断挥舞包围、封锁、制裁的大棒。我国外交面临着一个需要重新调整、开拓的局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酝酿创办华侨大学，带有通过民间交往，扩大中国影响的意图；也包含有通过广泛招收港澳台和华侨学生，培养革命种子和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意图。基于这种主导思想，中侨委于1959年起草了关于创办华侨大学的 报告，由廖承志主任亲自签署，呈送国务院研究批准。当时，正值“左”倾冒进的“大跃进”年代，很酥酿创办华大，绝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过审慎的考虑才提出来的；因此，它的创办也绝非“大跃进”热潮中“一哄而上”的产物。

建校报告呈上后不久，我们国家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灾难中。当时。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都大盘压缩机构和编制，裁减人员，全国的高等院校也山原来的800多所。压缩为404多所。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特事特办，于1960年初批准创办华侨大学（正式下文批准是在1961年11月1日）。华侨大学能在这种背景下上马，体现了周总理对侨务工作的长期战略思想。

周总理批准后，学校的筹建工作就在廖承志亲自领导下，由中侨委副主任方方等有关同志具体组织实施了。首先，廖承志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学校的地址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争论较大。当时有北京、广东广州和福建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几种意见。主张北京的人认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有许多高等院校，聘请老师比较容易；而主张广东和福建的人则认为，这两个省是全国最大的侨乡，作为专门为华侨创办的学校，理应建立在侨乡。后经筛选，大家的意见集中在北京和福建的泉州两地。（据张帆回忆，当时，庄明理极力主张，应当把学校建在泉州。每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嗓门特别大，力争不已。）后来，经过反复的比较研究，大家考虑到，北京已有许多高校，学校太集中不好，再说，要在北京找一个建校的地方也不容易，而泉州既是重点侨乡，又是个古港口，历史悠久，因此，最后大家同意庄明理的意见，决定把学校建在泉州。

1960年上半年，廖承志委派方方和庄明理等人专程前往泉州，选择建校的具体地点，以后又去了一次。他们与当地省、地、市有关领导一起，先后到清源山风景区和近郊的东岳山下（现泉州师专附近），以及远郊的城东乡等地去实地踏勘，甚至还到李光前先生创办的南安国光中学所在地看过。考察了这几个地方后，庄明理倾向于在距泉州市区十多公里的城东乡建校，因为那里背靠清源山，面对大海，风景好，而且地方开阔，对学校今后的发展有利；加之面对大海，今后可以搞航海；再则，福州一厦门公路横穿那里，且规划中的铁路也要经过那里，交通很方便。回北京后，大家把勘察情况和初步意见向廖承志作了汇报，最后由他拍板定案—一把学校建在城东乡。

学校的地址确定之后，筹办工作的重点就转到校舍的总体规划和设计上来。在这方面，中侨委的指导思想是：要强调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精神；要适应学生的特点。一些建材内决不了的可以进口，因此，要提请国家大力文持。总的设计求是：实用，精打细算，适应侨生的要求。

在这方面。序承志也提出一些其体意见。他强调，设计要新颖，要适应学生的需要；宁可教师住差些，也要让学生住得好。因此，他要求举生宿舍一定要搞单向外廊，以留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适应青年学生喜欢活动的特点，宿舍的地板要光滑，不能有钉子，以适应东南亚侨生喜欢光脚跳舞的习惯；女生宿舍要有卫生间，以照顾她们的生理特点和需要；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宿舍，都要附设淋浴室，因为热带来的侨生喜欢冲澡。廖承志的这些见，考得既周到又细致，宇字句句渗透着对海外侨胞的深厚感情。

根据这些设计要求，中侨委请来当时较有名气的华东设计院的部分专家，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设计工作就在中侨委机关大院里进行。各种图纸都挂在机关食堂的餐厅里。廖承志白天工作繁忙，分不开身，就经常利用晚上休时间，专门到那里审阅图纸，了解专家们的设计构想，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专家们完成了校舍建设的总体规划设计。当时，他们提出两种设计方案供中侨委选择，一种是根据学校所在地多丘陵小山的地形地貌，围绕一个个小山包，将各式各样的楼房散建于山坡上，以呈现一种“众星拱月”的态势；另一种方案则是模仿中山大学的建筑样式，面对校门建一个大礼堂，在礼堂前的左右两侧，对称地各建一排大楼。这两种方案前者比较浪漫，后者则比较严肃正规，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为了对方案进行审阅、修改和定稿，廖承志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请来北京设计院等单位的许多专家，同时，还派人到北京其他高校去参观，以对两种方案进行比较。会议足足开了5天，经过讨论研究，集思广益，廖承志吸纳了大家的愈见，决定把两个方案糅合起来，各取其优点：教学区采用后一个方案，这样比较集中，也显得庄重些；而住宿区则采用前一个方案，那样比较分散、“自由”，有浪漫情调。

规划设计工作一结束，即开始基建施工。华大是部属学校，基建经费和所有其他经费全靠中央财政拨款。虽然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财政部还是拨给了比较充足的经费（据张帆和卢振琪回忆，财政部是按4000名学生的规模给华大拨款的）。为了保证校舍建设的高质量，中侨委还向国家申请了一批外汇，用以从境外进口建筑材料。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外汇紧缺，但国务院还是批准了中侨委的申请，按要求把外汇下拨给华大。

除创办经费外，在学校的师资和干部调配方面，中央各部委也给华大很大的支持。廖承志认为，要办好一个学校，主要是靠教师。基于这种认识，中侨委决定在北京等地的高校中选调一部分教师到华大，作为学校的教学骨干。为此，廖承志亲自找到蒋南翔，向他要人。教育部就在下属高校中，为华大抽调了一些业务素质好的教师，如北京大学的郭辅成、清华大学的麦淑良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梁木兰等人，就是由教育部直接选派到华大的（仅清华大学建筑系，就选派了好几个人）。教育部还让中侨委自己到高校去物色，凡是华大需要的，看中哪一个，就调哪一个去。

考虑到华大的特殊性，中侨委还找到中央统战部，要求在教师和干部方面给予支持。统战部也是一路绿灯，他们拿出花名册，让中侨委自己挑选。虽然如此，华大还是缺一个教务长的合达人选。于是，中侨委又回头找教育部，教育部则介绍他们到清华、北大去物色，结果选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杨曾艺（一次，廖承志恰好在机场遇到蒋南翔，就抓紧时间和他当场谈妥了这件事，顺利地把杨曾艺商调到华大）。当时，除北京外，天津等其他一些城市也有一些教师被选调到华大工作。

廖承志认为，要把学校办好，还要聘请外国专家。因此，自1961年至1963年，他多次要华大盖专家楼、小别墅，为外国专家提供较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请得来，留得住。他还亲自出面做工作，把一位回国访问的郭姓荷兰籍印尼华人挽留下来。此人是位总工程师，在工厂从事化工工作，因为长月在国外生活，普通话讲得不好，不适合上讲台，廖承志就请他到华大专职搞科研。

在干部的调配上。当时华大由中侨委和福建省实行双重领导，因此，处级和处级以下的干部由省里配备。校级领导由省里提名，中侨委批准；校级领导的选拨、任命由中侨委负责（学校基建费的申办和编制、招生及专业没置事宜亦由中侨委负责）。经选拔任命，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一心兼学校党委书记，谢白秋任副书记（福建省提名选拔，主持学校的全盘工作。谢是归侨，为华大的创办做了不少工作）；林汝南任副校长（亦为省选干部，原省教育厅厅长）。

对华大的干部调配，廖承志也动了很多脑筋。如在校长的人选上。尽管他是众望所归，大家都主张由他来兼任，可他却一再推醉。他的主导想是要找一个有权威、有名望、能团结海外华侨的人来当领导。因此，尽管1961年底国务院已任命他为华大校长，但他仍亲自出面，到处物色合适的人选。他先找武汉大学的一位同志，接着又找到胡绳，最后找到他的老师、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的韦愙。在征求高教部和中组部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就在1963年任命韦愙为华大的代校长。还有一些系主任和其他干部。也是他多次出面与教育部、统战部等部门联系，然后派人到这些部门物色挑选来的。

中侨委决定将华大办成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专业设置上，着重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要适应侨生原居住地区的需要，让学生学成回去后，能为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建设服务。为此，要设立华侨感兴趣的专业，如医疗、艺术、语言和理工这些门类。为了办好医疗专业。，还要设立医院。二是要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思想、作风和工作能力上都过得硬，为此，学习时间要长些（学定制为5年）。据此1960年先行开办中文系，此后不断予以充实：1961年开办数学和化学两个系；1962年，一下子就增设了政治、物理、医疗、艺术和热带亚热带作物5个系7个专业；1963年以后，又增设了化工、土木和外语3个系6个专业。这样，全校共有11个系、16个专业，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工、医、农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华大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海外侨生，在招生和学生结构上，中侨委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广泛招收海外侨生，对其中原来基础较差的，宁可降低录取分数，也耍把他们招进来培养。（当时，每年都有三四千名归国侨生分别进人华大、暨大和厦大就读。廖承志每年都要召集这3所大学的有关领导，专门召开关于招生工作的会议，研究如何尽量多招收一些侨生。）二是必须招攻一部分国内学生，让他们用国内艰苦朴素的生活和思想作风去影响侨生（这叫“渗沙子”）。此外，考虑到侨生毕业后，有一部分将留下来参加祖国建设，为此，要根据他们的特点和思想基础，对他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各种方式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中侨委因此还特别强调，要让学生参加学佼的基建劳动，以培养他们对劳动的感情。

华大是1959年才开始酝酿创办的，可是，第二年9月，学校就按照中侨委的指示招生开学了。虽然开了学，但校址仍是一片旷野，建校工作还处在土地征购和勘测以及校园的规划设计阶段，连一间校舍也没有。因此，学校前期开办的几个系，都是借用其他学校的校舍，分散在外地办学的。最早开办的中文系，是借用已停办的福州师范学院校舍，在福州树兜开学的；同时，还借用设在厦门的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开办预科班。1961年增办的数学和化学两个系。，也是借用集美补校开办的（为避免因分散办学不利于教学和生活管理，原办在福州的中文系后来也迁到集美补校）。1962年一次增设了5个系，这些系在哪里设班上课成了一个大问题：集美补校内原已有3个系，再也容纳不了；而学校的第一批校舍虽已竣工，但也不够使用。正在为难之际，泉州师范学院恰好奉命停办。于是，学校决定把集美的3个系迁回泉州，其中的中文、数学两个系和新创办的政治系在校本部上课；化学系和两个新创办的系（物理系、热带亚热带作物系），则借用原泉州师院校舍开办；由已停办的原厦门医学院部分干部和教师组成的医疗系，就在医学院的原址办学；由原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歌舞班组成的艺术系，也在该补校原地上课。这样，校舍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全校8个系仍然分散在4个地点办学。一直到1963年第二、第三批校舍建成后，借办在泉州师院和厦门医学院的4个系才先后迁回校本部，而艺术系则一直借办在北京，直到“文革”爆发停办为止。

由于边筹备建校、边招生办学，华大创办初期，各方面条件很差，师生们可说是渡过了一个艰难时期。据当年参与建校的老同志回忆，1960年5月学校筹备处成立时，连一间办公用房也没有，只好向当地政府求援，商借泉州孔庙的两间房子挂牌开张，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办公，家住外地的还要在里面住宿。至于食堂，自然更无从谈起，只好向附近的街道食堂求助，到那里搭伙，以此解决吃饭问题。再则，学校的工地在东郊五里亭，距市内有8公里路程，大家每天早出晚归，在住地与工地之间来回奔波，寒暑无阻，备尝艰辛，为不误工作，还时常忍饥受渴。后来，办公地点虽然搬到工地，但是校舍没有盖起来之前，只好借住在农民的柴火间和旧工棚里，生活条件比原来更差了。

校部干部职工的生活艰苦，工作条件差，寄居在外地办学的师生学习和生活条件也不比他们强。第一届学生借住在福州师院校舍，是一栋尚未建好的楼房，楼房内缺这少那，至为简陋，有的房间甚至连门窗也没有，大家只好从工地弄来竹篱姑且代替。可粗疏的竹篱怎能抵挡得了风雨的侵袭？于是，寒冬腊月，刺骨的冷风直往房间里灌，把人冻得直打哆嗦；下起雨来，宿舍里的东西常被雨水打湿，有时甚至还会“水漫金山”。宿舍如此，上课的教室和吃饭的餐厅则更简陋，全部用竹棚搭盖而成，更是容易遭受风雨的侵袭。

更为艰苦的是一日三餐的伙食。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今天人们视为平常菜肴的鱼肉禽蛋，在当时却严重匮乏，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大家不仅吃不好，而且也吃不饱，只能用空心菜（即雍菜）等蔬菜来填腹充饥，过着“瓜菜代”的日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许多人都患了浮肿病。

建校初期，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条件都如此艰苦，而当时华大招收的学生，却大部分是归国侨生，他们中的不少人家比较富有，原在海外过着优裕的生活，有的甚至连日常生活都不懂得自理，国内外生活存在的这种反差，对每一个归国侨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此，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转变思想观念，改变生活习惯，以适应国内生活的艰苦转变过程。

为了帮助侨生顺利完成这一转变，学校不但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生活方面都采取许多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在学生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他们培养热爱祖国、尊敬老师、团结友爱的思想品德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校领导还经常向学生作国内外形势报告，使他们了解国家经济困难的实质和具体情况，明白目前这种困难只是暂时的，是可以战胜的，祖国的未来是光明的，从而树立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一方面，学校的干部和老师认识到，海外华侨把自己心爱的子女送回来读书，是为了让下一代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希望祖国把他们培养成材，这是对祖国和学校老师的很大信任；因此，大家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从学习上、生活上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班主任老师坚持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各系领导也定期与学生实行“四共同”。校领导则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此外，学校和地方政府还从物质生活条件上给侨生一些特殊照顾，不但为他们建造了在当时可说是高标准的宿舍，以满足他们在生活习惯上的特殊需要，而且还在食品和副食品供应上给他们予特供。当时，大多数侨生都收到一些从海外寄来的食品，为了方便他们烧煮，学校还为他们提供了小炉灶。

同时，鉴于大多数侨生在国外都较少参加劳动，缺乏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学校还结合基建工作，组织他们适当地参加一些里劳动，如挖地基、修道路、建游泳池和栽花种树、平整土地等等，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从而培养对劳动的感情和吃苦耐劳的品德。据校友会议，当时学校规定的劳动时间的每周三、六两个下午。一道劳动时间，师生员工全体出动，即使是校领导和老教授也不例外，大家齐心协力，一起为学校的建设作贡献。

海外侨生本来就是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和希望回来读书的，有热爱祖国的较好思想基础；加之学校领导和老师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他们，这就使他们不仅较快地适应了国内生活，而且较顺利地完成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们大都能正视困难，并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对待困难，如把经常食用的空心菜戏称为“无缝钢管”，把偶尔吃到荤菜成为“加油”等。中文系一位女生在海外的家庭生活富裕，舒适，父母把她视为掌上明珠，进出家门有小车接送。为了让她学好钢琴，还特意花高薪聘请了一位意大利籍的钢琴师，专门来充当她的家庭教师。这位原本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回国后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她不但适应了当时的艰苦生活，而且学习用功，生活俭朴。她还积极参加课外文娱活动，担纲主演白毛女，她用心体会角色的内心感情，表演逼真，自己和观众都被感动得流了眼泪。侨生们还踊跃参加力所能及的建校劳动，培养劳动习惯，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劳动中得到升华。许多校友至今仍怀念在华大学习的那段时光，他们充满自豪地说：“学校的路是我们开的，树是我们栽的，数学楼的地基时我们挖的。”前些年，一位当年的物理系‘62级侨生还特意从日本来信，请老师把他当年参加劳动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寄给他，他说他很珍爱这照片，“回忆过去那段生活，仍觉得很有意义”（他父亲是位富有的旅日侨胞，当年曾为他在国内银行存下一笔巨款，专供他学习和生活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