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第一夜

华大第一夜

作者：孙绍振

一九六一年，大约是在夏天的一个星期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总支组织干事华幼珠找我谈话，说是现在新成立了一个华侨大学，极需一批“骨干”去支援，组织上考虑，我是比较合适的，希望我能及早前去报到。我一听自然心里有些复杂的想法和情绪。首先是涂在表层的：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让我这样一个才毕业不到一年的助教去一所新建的大学贡献自己的青春，这使我想起了，我读过的和自己写过的许多诗，心里就感到兴奋。但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不轻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因为当时，北大中文系一共只派出两个“骨干”(后来又增加了两个)，都是助教，而且又都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严重右倾”立场不稳，差一口气就成为“右派分子”的。而且毕业之初本是分配我和他一起当研究生的，我跟王琼，他跟吴组湘先生。但过了半年多却通知我们说把我们改为助教。那时，我就有一种自卑感，一种不祥之感。在遇到那些仍然继续研究生学业的同学时，未免有些羞惭。但当了助教之后，并没有多少不妙的事，倒是工资涨了四块钱。

正当我把这一切都快淡忘了的时候，比曾经没想过的更严重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将调出北京。这倒无所谓，本来，在毕业时，我就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在高等学校一级一级上升到教授的职位上去。许多同事都认为我是个“猴子”，板凳都坐不热。而我自己也认为自己不属于“学院派”而是“江湖派”的一员，也就是在闯荡江湖一番之后，去弄一些文学创作。对于学者生活的枯燥，我望而生畏。我记得大学一年级时，一位著名教授，上了几堂古代汉语课，就有一个讲师来辅导课。当时这位讲师已经起码四十以上了，脸色枯黄，十分憔悴。我一学期只上过他两次辅导课。当时，我感慨万分。北大中文学系的培养目标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我想，如果我活到四十多岁，青春的颜色已经从我的脸上消褪殆尽之时，还只能一学期上两节辅导课，那活着还有多少滋味呢!

从那时起，我就立志逃避学术，逃避在大学里当那消磨青春的助教。我曾想转到新闻系去，那样，似乎离作家的路近一些，但是没有转成。

到了毕业前夕，要填一个志愿表，老实说，我是十分希望留在北京的，这里的文化氛围、文化环境太优越了。但是我却不敢公开表示。当然，我也不至于浪漫到象我在许多诗中读到的，或者自己也曾写过的那样，主动要求到边疆去，例如西藏、新疆去。我只是很胆怯地在志愿地区上写了一个四川，一个吉林。

我曾经估量过自己，我不可能留在北京。第一，我的出身不好。第二，我在“反右派”结束以后，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所以，我作好了一切远离北京、闯荡江湖的准备。在当时，我有一种本领，那就是主动压抑自己的真实，逼自己选择浪漫化。在毕业典礼上，在分配方案即将宣读之前，我宣读了一首诗，其中有几句说：“好男儿，志在天下，”还有“骑上龙，跨上马”的豪言。但名单宣读出来以后，大出意外的是我，居然被留下来作研究生。

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又是失落。

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不久以后就半从小道，半从大道听到说，周扬作了一个报告，苏共已经“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正从俄国，莫斯科转向中国北京。北京大学理应成为世界革命理论中心。为此，北大即将成立研究院。我深深庆幸我已将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代青年革命理论家。

这一年冬夭，正是困难时期的开始，粮食不足，许多同学发现有点浮肿。我也感到倦怠，上三层楼都要在楼梯拐角喘息两回，早早出操跑步，我向研究生班长请假。他说：“这主要是一个革命意志问题”，于是我仍然每早到操场，跑不动便看别人跑，待他们跑完了，跟着走回宿舍。

当时，浪漫主义不但在读诗写诗的时候主宰着我，而且在生活中成为一种很强烈的激情。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就读过许多英雄的小说、传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那正是我形成自己人生理想的时候，我立志不辜负伟大的时代。在必要的时候，我将贡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但是，战争年代早已过去，战火纷飞的疆场只有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生命已经注定我不可能把白己的鲜血染上红旗的一角。少年时代曾遗憾自己出生太晚，既没有赶上抗日战争，也没有赶上解放战争，甚至连抗美援朝战争都没有赶上。现在不用遗憾了，新的考验，也就是六十年代困难时期饥饿的考验来了。这种考验自然不比那血与火的严峻，但却十分折磨人。

人老是被饥饿折磨，是很难受的，才吃完饭，便又想吃饭的感觉很难驱逐。最难受的还不是饥饿，而是一种想偷点什么东西来满足一下的冲动。记得有一次在王府井一条胡同里，跟着一辆车走，发现车上拉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猪肉，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想拿起一块飞奔而去。还有一次，每月二两的购糖证，买了以后，售货员居然没有盖章，归来以后喜滋滋地想了好久，力图总结出再一次让售货员忘掉盖章的经验来。

如此种种，想时甚为滋润，事后又十分屈辱，这与我那浪漫的热情，献身伟大事业的英雄主义极不相称，相当煞风景。还是在高中阶段，念世界近代史，一位老师讲到空想的社会主义圣西门时说，他每天都让仆人在清早这样唤醒他：“伯爵，醒来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每当我的浪漫情调发作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当代圣西门的感觉。

不过，我想，我所面临的历史使命要比圣西门的伟大得多。正因为这样，我也时常自我反省，是否曾经有过有悖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不良思绪?我不能不承认，象我这样纯洁的革命者，居然也为嘴巴馋这样一种卑微的可耻的动物性冲动所困扰，我感到羞惭。

自然，当我感到在自我修养上达到一种光明纯洁境界之时，我是很容易接受某种庄严神圣的使命的。我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我的理论兴趣，以服从时代的需要，我深深为我的自觉服从而感到自豪。每当我想到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北京成为世界革命的理论的红旗唯一高高飘扬的地方，我就感到自豪。

然而，这种自豪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我得到通知调往华大以后，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悲壮。似乎这个红色的理论中心并不需要我，但是我却热恋着她。对这种感觉，我好久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述，来形容。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语叫做“热脸碰到个冷屁股”很有点象我当时心灵深处的那种压抑不住的失落感。但是，我又觉得用这样粗俗的语言来表达是太亵渎了。

不管意识深处多么痛苦，但在表面上，我还是按当时最起码的理性和良知努力说服自己愉快地接受“人民”的分派。在当时，这也几乎是别无选择。不服从祖国分配的人被认为是可耻的。我记得，在我们宿舍的上一层住着一个大学生，他成天独来独往，不像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样子。我曾经问过我的小组长这个象孤魂野鬼一样的家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一个不服从祖国分配的个人主义者。把他分配到新疆，他不去，就这么赖在学校，已经一年了。大家都很瞧不起他，没有人和他讲话。

所以，当北大中文系组织干事华幼珠讲完了话以后，我立刻表示，我很愉快地接受祖国的挑选。只是到了离开的时刻，我才忍不住问了她一句:“华侨大学在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在福建，我应该先到福建省教育厅去报到。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福建，在我心目中是太遥远了。我记得我的第一印象是那里的交通很不方便，一个来自福清高山的同学曾经对我说。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来了，他才第一次看到汽车，和大家一起欢呼着去“看汽车”。还有一个印象，高中毕业时，一个同学考取了厦门大学，那时福厦路还没有修筑。这同学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先到江西鹰潭，然后改乘汽车和轮船，最后到厦门，一共要花一个礼拜。

不过，当我出发的时候北京到福州已有了直达火车。我在上海稍事停留，关心我的亲朋问我华侨大学在哪里，我都答不出。他们脸上便有悲壮之色，好像我是被流放到什么“远恶军州”一般。那时候，上海人向来以为上海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天堂，除了北京还马马虎虎以外，去其它地方都是受苦。他们同情的神色和忧虑的表情都给我一种刺激，使我产生一种闯荡四方的豪迈之感。

火车开过了杭州，我遇到一个自称是福建人的旅客，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华侨大学。他说，知道，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泉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泉州”这么一个地方。便问泉州在何处?答曰：在福建与厦门之间。这时，我估计，肯定是个小地方了，一种悲壮之感更加强烈。但是我没有让它流露出来，尽可能让一种诗意的浪漫淹没那种煞风景的念头。

到了福州，我的行李很简单，但也得叫一辆三轮车啊。我在道边找到一个晒得乌黑，浑身皮肤绷得很紧的车夫。我间他：“去华侨大厦多少钱?”他答：“没有去!’’我说：

“没有去，现在可以去啊!”

他的回答仍然是：“没有去!”

我非常耐心地重复：“刚才你没有去，我已经知道了，可你现在可以去呀!”

他仍然不屑一顾地说：“没有去!”

我这才意识到，福州话、福建话的语法和北京的不太一样。等到我听到几个车夫用福州话交流（很显然在笑我）时，我更是大吃一惊，当时感觉是，他们讲的话更接近于日本话的语言。

我傻了。我意识到自己果真是来到一个蛮荒之地，处身于洁屈聱牙的异类之中了。

到了福建省教育厅，报到以后，说是华侨大学还没有建校，现借福州师专上课。福州师专在一个叫做“臭兜”的地方，光这个名字还不够吓人。好容易走到那里，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校舍，刚刚招收的中文系学生借着一座长达几十米的大席棚在上课，自然同时也就是饭厅。我去的时候，正开晚饭。一些职工和明显是南洋打扮的学生（男同学头发上油光水滑，女同学身上穿一色白衣白裙）正从蒸笼里乱纷纷地取饭。

几经转折，我终于找到华大办事处的一个负责人。

引路的人对他说：“这是‘中央派来的’老师。”

这位负责人倒是很热情。但是他光着脚穿着拖鞋坐在办公桌后的样子却令我失望。这和我在北大看到的学者风度的领导相去太远了。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照实说，没有。他随即抱歉，这里已经开饭，饭都是提前自己去蒸的，他再三抱歉，不能供应中央来的老师吃饭。我说，我带了一点干粮。他大喜，说那就先安排你们住宿吧。由于福州师专校舍不足，目前只好借住在附近农民家里。今天天色已晚，工作人员都下班了，明天再替你们（和我同来的还有一个北大同学）找农民借房子。他指指办公室说，今天就在这里搭个铺吧。我们都表示同意。

这一夜，是我到达福建，也是到达华侨大学的第一夜。当夜躺在临时搭起来的木板床上，究竟有什么感受，我现在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既没有浪漫的感觉，也没有悲壮的感觉。也许由于旅途劳累，我一躺下去就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醒来阳光已经照上我的脸了。我伸了一个懒腰十分轻松地跳下床来，看着四周的田野。

而和我同来的那位同学说：“你昨夜睡得好沉，而我却一夜都没有合眼。蚊子太多，一抓一把。我只好把床单拿在手中挥舞了一夜。”他把手臂伸给我看，上面有好些红点。

我不觉想到了自己，一看自己的手臂、手背、大腿、小腿、脚面上满是密密麻麻的蚊子点。我同学拿了镜子来，我看到自己变成了红脸麻子。

也不知为什么，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我一点没有痛苦、委屈之感，甚至连悲壮之感都没有，只有一种好玩的感觉。我在北京六年，从来没有挂过蚊帐，福建的蚊子这样一视同仁，不把我当外乡人，反而使我淡化了的浪漫之情油然而生。我因此而想起了许多美丽的诗句。例如，那里的鸟不飞，草不长，那里就是我应该选择的地方。不仅如此，我还在日记上写了誓言：要经得起祖国的考验，不能有丝毫的自私自利之心。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在这里开花结果。

如果我要回北京去，那也不该是通过工作调动钻空子，而应该作为英雄模范人物到人民大会堂去和我的朋友们、同学们聚会。在那最初的几天里，我想得很多，我甚至想起了中学时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有一个共产党员被法西斯逮捕了，用烙铁烤他的胸脯（发出吱吱的声音，冒着烟），那个主人公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我当时曾问过自己，如果我遇到这样的考验，

我能顶得住吗?如果能顶得住自然好，如果顶不住那就是叛徒了。那真是太可怕了。自然，到了华大住了一夜之后，我已明白，这火灼胸脯的考验我是轮不上了，可是另一种考验，却更漫长，我如果顶不住仍然是狗熊。

我的浪漫主义的琴弦又被拨动了，我甚至在日记本上写起诗来，很可惜，不久以后，我的浪漫主义热情很快被一桶又一桶的冰水浇灭。六十年代华大“左”得荒谬的作风，比之北京要严酷多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一直是处于接二连三的批评的火网之中，差不多每一两星期就挨一次小批，形式是系主任在报告中直接间接地（点名或不点名）批评。大约不到三年挨一次大批，形式是全系性的所谓“面对面地斗争”，甚至是大字报、小字报、批判会之类。

现在回忆起来，当我站在台上挨批，或者看那些谩骂我的大字报时，我的情绪是绝对的空白，真个是破帽遮颜，不管是浪漫的还是悲壮的情绪一概不存在。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一种祈求，那就是下一次开会，不要有我的名字，让人们把我忘掉好了。至于罗马的共产党员和苏联的青年英雄则退到了遥远的地平线以外去了。让我平庸地甚至是自私地活下去吧，只要不再有人来整我就成。

孙绍振：祖籍福建长乐。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北大教师，华侨大学中文系教师。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山海情》（合作）、《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论著《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幽默学全书》等。